台湾作家黄春明应本报之邀要来演讲的广告昨天见报了。

好多人告诉我：「我真喜欢黄春明！」

大家是从他的作品「锣」「莎哟娜拉．再见」「儿子的大 玩偶」喜欢上他的。作为上世纪末在台湾採访作家的记者，我也要说：黄春明是个接触过就令人忘不了的人。

那是台湾媒体还有着世纪末华丽的年代，报纸居然能够供得起像我这般专跑「作家」路线的记者。两岸交流还未开通，心目中的华文大作家，除了张爱玲，可说都有过或深或浅的接触机会。黄春明是特别的一位。他非常真诚，又极其会说故事。这两个元素加在一起的人，你怎么忘得了？

他对我形容自己的穷，说是年逾40，才能在领到吴三连奖二、三十万奖金（不到一万美元）后，加上爱迪达的年终奖金，带妻子回老家罗东去寻找买得起的第一栋房子。

又过几年，才在台北近郊买下较像样的房子，可是想到还有十多年要缴贷款，「我每天开车都特别小心，因为得活着缴贷款呀！」

他在广告公司做事，并不愉快，又听人说「他离开公司，又能到那里去呢？」就决定辞职，在家做便当，拿到学校附近去卖。第一天只做16个便当，一个卖六元。学生看到他就说：「你不像卖便当的！」黄春明告诉这学生：「慢慢就会像的。」后来生意发达，「每天销400个饭盒」，又发现这也不行，每天洗完饭盒才能坐下来写小说，真是捨本逐末。决定不做了。

我永远记得他跟我说的：生活过得好好儿的，人容易「堕落」，创作原动力就没有了，人要活得「紧紧张张」，就像偶尔要演讲前他就不吃饭一样。「人一饿，眼睛就发亮！」他说。

他陪日本摄影家三留理男到台湾的风化场所拍照。原本「姊妹」们都坚拒留影，一听是黄春明，才自动围拢来，还要作家排在最中间合照。大家欣赏他小说里的妓女有血有肉，不是没有道理。他对我说，年轻时曾在台北的延平北路三段民乐街上的电器行当学徒，当地绿灯户多，电扇又常坏，老板娘不愿老板去修，每次都派他去。他就是如此才熟悉「环境」的。

黄春明当时缺了几颗牙，用「漏风」的国语兼台语给我说故事，超好笑，忘不了。

10月15日的下午2时，在本报Millbrae的大礼堂，黄春明要谈他的「人生故事，故事人生」。这会是我今年最想和好友分享的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