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走在村里，常被邻居指着说：「这孩子能看古书。」这是一种称赞，每次听到都很得意。所言古书，即指竖排、繁体的线装书，那时看过三国志、东周列国志等，家里其他记不清书名的线装书，还没来得及看，破四旧时都被烧掉了。

现在想来，那时读这些书，其实半是靠猜的，一目十行囫囵吞枣，只看个大概意思而已。因为许多繁体字不认得，从小学的是简体。文革后繁体字的书或封或毁，后来有机会再读繁体字，是文革后在大学图书馆里。

来报社任职之初学习繁体字，主管曾鼓励说：「你会简体，现在学用繁体，等于有两把斧子，比别人多了一技之长。」话虽如此，做起来并不容易。受的是简体字教育，忽然要在繁体字中找茬挑错，脑子眼睛穿越不停，开始真有些昏头转向，一些因简繁转换而衍生的错别字常可蒙混过关。

例如，简体中复杂的「复」和恢復的「復」，都写成「复」，因此如文稿误植「恢复」或「復杂」，对习惯简体字的我来说，很容易让错别字从眼皮底下熘过去。

诸如此类的例子俯拾皆是，「穫」与「获」，「钟」与「钟」，「干」和「干」，简体中都分别简成一个字，当遇到是「收穫」还是「收获」、「钟表」还是「钟表」，「干净」还是「干净」时，常会回头对照简体字，但却因简繁转换不对等而陷入困惑。

这些简繁纠结，在两岸交流如此频繁的今天，相信是很多人的共同困扰。由此观之，近来有识之士提出的「书同文」倡议，实是应时顺势，为沟通方便、交流顺畅。倡导者不需将其抬拉到可比大秦「书同文、车同轨」的历史高度，反对者也不必见「同」思「统」，而作过多政治联想。

从甲骨文到大小篆，从隶到楷，中华文字演进的大趋势是简单和实用，其间虽有政府介入推动，但活水源头在民间。上世纪30年代那次简化尝试无疾而终，因战乱中社会有更急迫的事要做。50至60年代推行的简体字，反映新政权经济文化建设的客观需求，但也留下政治介入痕迹，有成功有遗憾。而胎死腹中的文革第二次「字改」，则是疯狂政治的败笔。

今日「书同文」唿声，主要是摒弃不合理的简，丢掉不必要的繁。辜汪会谈交换协议文本，因简繁有别，需备四份。书同文之后，姑不论方便电脑输入、利于中文成为国际语言，至少两岸官方民间公文交换，可省去一半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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