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北大教授季羡林访问台湾，祭拜胡适墓，回北京后写了回忆长文：「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胡适任北大校长时，季老是中文系主任。

季文中有一段：「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动不动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适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

胡适知道这些学生是共产党或共产党的支持者，从事学运的目的是推翻当时的政府，但因为他们是北大学生，作为校长，他还是要救学生。

40年后的1989年，要求北京的大学校长，在「六四」后如胡校长这样救学生，是强人所难，是不可能的事。彼时北京各大学的校长，不表态支持「解放军平暴」甚至慰问「平暴英雄」，就算是好校长了。

当时北大校长丁石孙，因对「八九学运」的「立场」有问题，当年8月即「六四」后两个月被解除校长职务，改由「立场坚定」的吴树青任校长。

有位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至北大任教，后不知所踪。前几年，他到旧金山出席学术会议，才知他在西方某国某大学教书。湾区同学和他相聚，谈起何以离开北大。他说，「我的学生都进了监狱，我心里难受啊。」

「八九学运」后，当局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中，就有七人是北大学生。

两年前，「李鹏六四日记」在香港和美国出版。李鹏本人和中共官方从未否认此书为伪作；不久前又有「陈希同回忆录」出版，此书由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復撰写，无人质疑其真伪。

「六四」时任国务院发言人的袁木，数日前接受访问，被问及「六四」时，说「那是高层的事。」

「六四」关键人物李鹏、陈希同和袁木，当年对学生运动态度十分强硬。李鹏的「519」讲话，指「极少数人」要「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产生的人民政府」。现在李鹏、陈希同和袁木等当年镇压学生行动的最主要参与者，却极力撇清他们的「六四」责任。他们怕甚么，怕历史对他们的审判。

季羡林对胡适说了公道话。历史对「六四」也会主持公道。北京政权是否平反「六四」，其实并无多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