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读过一篇杂文，大意是说，两位外地青年金秋10月到北京旅游，时值中共国庆，两个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孙中山的巨幅肖像，却不知是何方神圣。一人问：这是谁？另位答：不晓得，好像是外国人，却又穿着中国人的中山装。

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孙中山被定性为革命「先行者」，他领导的推翻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虽有进步意义，但早被无产阶级革命所超越，而三民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比，更是落伍，除非根据新的需要对其作出新的解释。例如，胡锦涛「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繫」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如此政治环境下，年轻人不识「中山真面目」，也就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国共两党、海峡两岸一直有不同解读。台湾当下在庆祝中华民国建国百年，大陆则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一个节庆，两样情怀，就反映了历史认知上的不同，更折射出两岸分裂的现实和殊异的政治理念。

1921年即武昌起义十周年时，梁启超曾发表过一篇演讲，谈辛亥革命的意义与中华民国的希望，今天读来仍不无启发。

梁曾是孙中山的盟友，一度也高唿革命。但20世纪初，到美国包括旧金山考察一番后，梁转变立场，认为国人的政治素养不适合西方民主。因此反对「革命」，鼓吹改良，倡导教育救国，主张以开明君主取代民主宪政，在辛亥革命前曾与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就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展开过激烈论战。但尽管如此，他对辛亥革命仍予以高度评价。

梁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革命，一是周朝建立结束部落时代；二是汉朝革命打破贵族政治；三是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结束了封建专制，更在于它唤起了潜藏数千年的「中国人的自觉」，正因此革命后创建的中华民国才充满了希望。所谓自觉，一是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二是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前者是民族精神自觉，后者则是民主精神自觉。

梁启超期待通过维新拯救清王朝，建立君主立宪，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虽是一个选项，最后终被革命大潮湮灭。但是，通过教育或其他方式启迪民心破除愚昧，唤起民众对管理自己事务的自觉，即民主精神的觉醒，在今日中国是仍须努力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