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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18年 程定一「琴」不悔
程定一,湾区钢琴名师,曾培养出无数获奖学生。与其他钢琴教师不同的是,程定一在大陆时曾在劳改农场度过18年岁月,期间历经常人难以想像的各种磨难,几乎九死一生。从苦难中走出来,程定一又回到他最热爱的钢琴前。回首往年的曲折经历,其中的故事令人感慨不已。

记者问:请谈一下你的个人背景?你是出生在上海吗?

程定一答:不,我出生在缅甸仰光。我父亲那时是国民政府中央资源委员会的金属矿业管理局专员。政府派他到仰光负责转运战略物资。所以我出生在仰光。一岁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南洋,我就随家人撤退回国。我母亲当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音乐,随学校撤到成都。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一起迁回南京。

母亲是启蒙老师

问:你最初是跟母亲学习音乐的?

答:是的,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一直到我15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在那里我跟了好几位老师。其中一位是马思荪,她是马思聪的妹妹。后来升入大学,就跟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也是中国权威钢琴老师李翠贞教授。我跟李老师学习时间不长,只有一个学期,但是受益匪浅。可惜李翠贞后来在文革中被她自己的学生批斗,自杀了。

问:中国的钢琴教育是否受苏俄的影响比较多?

答:中国正式的专业钢琴艺术训练是俄国人开始强化的。苏俄共产革命后,许多知识分子流亡国外,有一部分到了中国。其中有很多世界级艺术家,例如着名的声乐教授苏石林在中国教了30多年音乐,培养了几代人才,很多前辈中国歌唱家都是他的学生。1958年苏联还请他回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当教授。

在钢琴方面,那时肖友梅成立上海音专,延聘两位俄国钢琴教授,其中一位是拉扎罗夫,还有一位忘了名字。他们两位都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他们培养的学生,就是我们的老师辈。李翠贞也是他们的学生。49年后中国请的艺术专家都是苏联或东欧的,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改变。

问:1960年开始你的命运发生很大的转变,起因是甚么?为甚么当时上音的团委书记说不能再让你弹琴?是不是与你有个人恩怨?

不斗人被扣罪名

答:这与当时上音的政治环境有关,学校是社会的缩影。我1956年进校,那时环境还是比较开放宽松的,所谓的「百花齐放」「德才兼备」。但是从1957年开始「反右」,就强调阶级斗争。我这人最怕阶级斗争,最怕人斗人。反右开始后,都停课斗右派。我从来不举手不喊口号,从来不参加「向党交心」。所以他们对我的评语是「与党离心离德」。

当时停课没法练琴,我就在中午偷偷练琴,结果被发现,记大过两次,罪名是「破坏反右纪律」,就不让我练琴。那个团委书记倒不是和我个人过不去,她就是吃这个饭的,49年以前就是地下党。

问:上海音乐学院在反右和文革时情形怎样?

答:毛泽东说过「中学生不划右派」。但是上音附中有一大片学生右派。上音党委书记钟望阳有句话:「只要你从我面前走过,我就知道你心里在想甚么。」文革时上音五大系,钢琴系主任范继森被他的学生从病床上拖去修马路,后来死了。附中钢琴课主任王家恩有心脏病,被红卫兵强迫拉练,也死了。钢琴系第一教授,也就是我的老师李翠贞,被她的学生强迫爬在学院广场地上挨斗。当天晚上她回家后就开煤气自杀,留下三个字的遗言:「我累了。」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夫妇被自己的儿子检举,被斗后夫妻双双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被他们在楼上打死后扔下楼,说他「畏罪自杀」。还有很多这样的事。

可嘆的是那些打人杀人的人,有的现在还在上音,还在位子上。现在他们倒反过来要写文章纪念老师,还打电话叫我一起写。我说:「我写可以,但是我写的你们不一定会登」。

劳改保住一条命

问:再回到你本人的经历上,1960年你被捕入狱,从此改变了你的一生?

答:是的,罪名是「企图偷渡海外求学」。这是事实。那时我姑妈在香港,我想到海外去求学。跟一个高班同学一起计画,他出卖了我。但是他有背景。主意是他出的,结果他变成从犯,我成了主犯。他是监外执行,当庭释放。我却被判送安徽劳改农场,一去就是18年。

但是我现在说句心里话:如果我不是被抓去劳改18年,文革这一关我过不去。最起码我的恩师李翠贞被她的学生斗到自杀,我一定要被逼表态的。我的性格就是很讲义气,又是我的恩师,我不可能表态。加上我的阶级立场问题,我是一定要反抗的,反抗就是死路一条。这就是祸福相依吧。18年吃了那么大的苦,一条命保住了。

问:你在农场18年岁月里,有没有想过以后你还能弹钢琴?

答:没有,没有。我是60年入狱,正是大饥荒的尾声。我在监狱里两年,瘦到只剩85斤,连睡觉的小枕头都托不住。62年夏天被押送农场时,囚车都爬不上去。农场在长江边上,是一片沼泽地。这是安徽第二大劳改农场,满员有2万人。我到的第三队,是其他各个队没有饿死的犯人集中成的。这个队原来有400人,三年饥荒死了300人,就把新来的犯人补充进去。那时死掉一个人,就在灌溉渠旁挖个坑扔进去埋掉。旁边再挖一个坑,明天谁躺进去还不知道。

我在那里干过所有的农活,还有杀猪宰羊,埋死人,我甚么都干过。我能坚持下来,一个原因是我母亲每个月都给我来信,信上总是说「大器晚成」。她一直鼓励我,相信我一定还能再弹钢琴。我自己是不相信,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毛泽东一定比我死得早。等毛泽东死了,我就有希望了。果然,毛泽东1976年死了,我1979年从农场出来。

靠「酒」脱离苦海

问:你从农场出来的那段经历,也是充满曲折。

答:我能出来,与酒少不了关系。那时已经开始改革了,有个目不识丁的汽车修理工人唐如贵喜欢喝酒,来农场探亲时就找我做酒友。他看到我拉手风琴。在他和他的朋友热心奔走下,芜湖市歌舞团同意安排一次面试。当他们看到我那双长年冬天泡在泥水里,每根指头红肿得像胡罗蔔一样的手,怀疑地问:「你这双手能弹钢琴吗?」

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找到一架钢琴,经过三天努力,我在歌舞团弹奏「悲怆」奏鸣曲。但是文化局局长说「不能录用反革命分子」。

消息传到安徽师范大学,他们正在徵聘优秀钢琴教师。我被召去,进行了四场专业考核。他们了解我的案情是冤案,于是向劳改队提出借调。但是劳改队长要他们用两名甲等劳力来交换。幸运的是安徽师大艺术系主任耿广志找到劳改队上级主管郑达文,两人从口音认出是同乡,于是酒酣耳热之际,郑科长在借调函上写下「同意」两字。于是我终于离开了农场。

一个月后,当时西德驻华大使魏克德卸任回国前游黄山路过芜湖,市文化局办了一场文艺招待会。会上要演奏些有德国风味的节目。我被借去,演奏了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结束后,大使紧握我的手说:「想不到在中国内地也能听到如此纯正的贝多芬。」此前刚拒绝录用我的文化局长娄良宏插嘴说:「好虽然是好,可我们也听不懂。」传为笑柄。

能弹琴算是奇蹟

问:你是怎样又重新回到上海音乐学院的?

答:1981年我以第一高分考入上音钢琴系教师进修班。因为我的程度高,很多老师不敢教我,最后就由李名强教授带了我两年。83年我毕业时还是考第一名。很多人都说,我还能弹琴是奇蹟。因为我18年不但没有弹过琴,而且是做苦工。

问:而且你的手还受过伤。

答:那是77年,我的手被捲入饲料搅拌机皮带里,动了手术。后来有所恢復,又可以弹琴。1984年全国国际钢琴比赛选拔,我帮所有的选手弹协奏曲的伴奏,有很多大和弦,结果旧伤復发。此后比较难的曲子我都不能弹了。

你现在看到的这张专辑,是我在1983年录音。当时录在磁带上,后来朋友把它做成CD。第一首曲子是贝多芬作品111号,他最后的一首奏鸣曲。圣荷西州大一位退休教授听了我的录音后说,他听得出弹琴的人经受过很深的悲剧,才能弹出这样的音乐。

曾在纽约送外卖

问:谈谈你来美国的情况?你是一直住在湾区吗?

答:不是。我1989年来到美国。此前被拒签五次,说我有移民倾向。后来我就申请移民,办出来了。刚来的时候我到处打工,到纽约餐馆打工,送外卖,就像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王起明一样。开始是骑单车送外卖,后来改为开车。那时我一个礼拜要送130家餐馆,北到波士顿,南到华盛顿。然后又到洛杉矶,在旅馆打工,开车接送客人。不过几个月后就做不成了,因为要求有五年良好驾驶纪录,我那时来美国才两年。

那时要教琴,谁认得你啊?幸好孔祥东到洛杉矶演出遇到我。那时他在柯蒂斯音乐学院有个女同学要找人陪练琴。孔祥东就举荐我,买张飞机票让我到费城,在那里陪她练了三个月。

到暑假那个女孩回香港去。那时我有个朋友来看我,他有很多学生在这里,就分十个学生给我教。我就这样开始在美国教琴,那是1991年夏天的事。

我的学生前年有考进茱莉亚音乐学院,去年有学生考进奥柏林音乐学院,再早些的学生已经拿到曼哈顿音乐学院博士。他们都是业余学琴。我共有四个学生拿到MTAC(加州音乐教师协会)最高级年轻艺术家(Young Artist)奖,是第一个大陆来的钢琴老师有学生拿到这项奖。

●程定一小档案

英文名:Daniel Cheng

出生地:缅甸仰光

来美时间:1989年

职业:钢琴教师

学历:上海音乐学院高级教师进修班毕业

主要经历:

1956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后升入本科。

跟随马思荪、李翠贞等老师学钢琴。

1960年被当局以「企图偷渡海外」罪名,押送安徽劳改农场劳改18年。

1979年恢復自由。1983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高级教师进修班。

1989年移民来美国。现在南湾从事钢琴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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