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片救星」魏德圣
沉寂多年的台湾电影界，因一部「海角七号」的卖座出现欣欣向荣之景。导演魏德圣，也红遍台湾大街小巷，甚至被赋予「国片救星」的光环。相隔三年，魏德圣推出台湾电影界少见的英雄史诗电影「赛德克‧巴莱」。10 日「赛德克‧巴莱」在纽约现代美术馆 (MoMA)举行美国首映后，观众不分东西都给予此片极高评价。一夕间，魏德圣三个字在纽约这个大城市中，似乎又再度引起话题。
非电影科班出身的魏德圣，酝酿13年，才产出「赛德克‧巴莱」以及「海角七号」两部电影，但这两部电影的成功，却让他一夕暴红，家喻户晓。带着黑框眼镜，简单的牛仔裤打扮，有着电影人特有单纯气质的魏德圣一脸稚气斯文，说话温和淡定，很难想像他在拍摄「赛」片的十个月中，是如何面对每天都必须赶3点半的压力，「第一天我们就借了2000万(台币)，不过你相信吗？到拍完片我们没有一张跳票」，魏导自豪地说。在11日接受本报的专访中，魏德圣娓娓道来童年总到各个庙口的蚊子电影追电影的趣事；当兵时，因为看了劳伯狄尼洛主演的电影「四海兄弟」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才知道什么叫做「电影」，一头栽入电影梦；为了一圆梦想，从台南离乡背井到台北的他做过许多临时工，甚至卖过灵骨塔，「那时其实是最难熬的时候，放弃的动力非常强，因为根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进入电影圈工作后，魏德圣经常会找故事写剧本，偶然在2006年时在电视上看到报导原住民「还我土地」抗争运动的新闻，开始对原住民历史的好奇。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魏德圣深思更多关于台湾历史的问题。之后他到书局翻阅到邱若龙着作「漫画巴莱」，才知道雾社事件中原住民失去的不只是土地而已，还有更多身分认同的遗失，坚定拍摄「莫那鲁道」的故事。1998年魏导着手「赛德克‧巴莱」剧本，99年完成，但是直到2003年拍了试片带，才开始有更直接的想法。由于资源不够，魏德圣直到拍完「海角七号」，才真正有机会筹措资金，建立拍摄「赛德克‧巴莱」的信心。
魏德圣说，「赛德克‧巴莱」最困难的其实是拍摄本身的过程。找场景跟搭场景是最困难的地方，台湾没有片场，所以要重现「赛德克‧巴莱」的历史场景只能重建。好不容易找到场地搭景，却被政府单位告知这是违法搭建，将被拆卸。「那时我真的不知哪来的勇气，明明都没有钱在拍电影，还敢跟政府单位代表说『你若敢来拆我就跟你拼命！』，我那时候就是秉着拼了命也要完成电影的想法」。
曾经在杨德昌工作室工作一段时间，魏德圣表示受到杨导精神上的获益大过技术上的成长，特别是杨导面对困难的坚持，「拍海角七号时，便当钱欠了20多万元，大家都要没饭吃了，那时我就想『如果是杨导怎么做』？他一定会坚持」；「杨导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拍了八个月，但第二个月就没钱了，但他还是坚持拍完。我会有点和他竞争的想法，所以当赛德克‧巴莱拍到第三个月已经快不行，但我一直坚持，到第九个月、第十个月拍完后，我很开心，有一种打胜仗的感觉」。
2008年海角七号大卖，很多台湾影评认为魏德圣带领台湾国片走向另一个颠峰。魏德圣则认为，国片事实上在2005年就已经蠢蠢欲动，在2008年顺势爆发。相较于1980年代台湾新浪潮电影的蓬勃发展，魏导分析当时的导演们除了关注电影本身的创作，还需要跟当时电影体制对抗，「新浪潮电影导演们比当年的反对党早翻桌抵抗体制了！」台湾新浪潮电影也因此呈现许多对当时社会环境压抑苦闷的境况与反思。他觉得现在新世代的台湾导演有一种没有负担的单纯与爆发力，题材也相当多元化。对于现在台湾电影百花齐放，国片票房卖座的盛况，魏导肯定电影圈在国片的努力，扭转过去大家对台湾电影是「无聊、看不懂、好艺术」的刻版印象，但台湾人目前仍以从事一场特别活动的心态进戏院看台湾电影，电影人应该设法让「观众看台湾电影像是去吃饭的一种日常生活习惯」。
谈到如何让两岸三地的华侨都到电影院欣赏「赛德克‧巴莱」，魏德圣略为激动地说：「就去看，去试着了解」。他指出历史的仇恨很多来自于对彼此的不了解，不论是两岸三地，都应该先接受彼此不同的想法，互相认识与接受，然后才能继续往下深入。「我希望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后，台湾人民需要做到对历史仇恨的化解。而海外或是对岸的华人，或是外国观众也好，我期待他们能够了解台湾的原住民文化、历史，因为这些都是台湾很珍贵的东西」。
非电影科班出身的魏德圣，酝酿13年，才产出「赛德克‧巴莱」以及「海角七号」两部电影，但这两部电影的成功，却让他一夕暴红，家喻户晓。带着黑框眼镜，简单的牛仔裤打扮，有着电影人特有单纯气质的魏德圣一脸稚气斯文，说话温和淡定，很难想像他在拍摄「赛」片的十个月中，是如何面对每天都必须赶3点半的压力，「第一天我们就借了2000万(台币)，不过你相信吗？到拍完片我们没有一张跳票」，魏导自豪地说。在11日接受本报的专访中，魏德圣娓娓道来童年总到各个庙口的蚊子电影追电影的趣事；当兵时，因为看了劳伯狄尼洛主演的电影「四海兄弟」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才知道什么叫做「电影」，一头栽入电影梦；为了一圆梦想，从台南离乡背井到台北的他做过许多临时工，甚至卖过灵骨塔，「那时其实是最难熬的时候，放弃的动力非常强，因为根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进入电影圈工作后，魏德圣经常会找故事写剧本，偶然在2006年时在电视上看到报导原住民「还我土地」抗争运动的新闻，开始对原住民历史的好奇。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魏德圣深思更多关于台湾历史的问题。之后他到书局翻阅到邱若龙着作「漫画巴莱」，才知道雾社事件中原住民失去的不只是土地而已，还有更多身分认同的遗失，坚定拍摄「莫那鲁道」的故事。1998年魏导着手「赛德克‧巴莱」剧本，99年完成，但是直到2003年拍了试片带，才开始有更直接的想法。由于资源不够，魏德圣直到拍完「海角七号」，才真正有机会筹措资金，建立拍摄「赛德克‧巴莱」的信心。
魏德圣说，「赛德克‧巴莱」最困难的其实是拍摄本身的过程。找场景跟搭场景是最困难的地方，台湾没有片场，所以要重现「赛德克‧巴莱」的历史场景只能重建。好不容易找到场地搭景，却被政府单位告知这是违法搭建，将被拆卸。「那时我真的不知哪来的勇气，明明都没有钱在拍电影，还敢跟政府单位代表说『你若敢来拆我就跟你拼命！』，我那时候就是秉着拼了命也要完成电影的想法」。
曾经在杨德昌工作室工作一段时间，魏德圣表示受到杨导精神上的获益大过技术上的成长，特别是杨导面对困难的坚持，「拍海角七号时，便当钱欠了20多万元，大家都要没饭吃了，那时我就想『如果是杨导怎么做』？他一定会坚持」；「杨导拍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拍了八个月，但第二个月就没钱了，但他还是坚持拍完。我会有点和他竞争的想法，所以当赛德克‧巴莱拍到第三个月已经快不行，但我一直坚持，到第九个月、第十个月拍完后，我很开心，有一种打胜仗的感觉」。
2008年海角七号大卖，很多台湾影评认为魏德圣带领台湾国片走向另一个颠峰。魏德圣则认为，国片事实上在2005年就已经蠢蠢欲动，在2008年顺势爆发。相较于1980年代台湾新浪潮电影的蓬勃发展，魏导分析当时的导演们除了关注电影本身的创作，还需要跟当时电影体制对抗，「新浪潮电影导演们比当年的反对党早翻桌抵抗体制了！」台湾新浪潮电影也因此呈现许多对当时社会环境压抑苦闷的境况与反思。他觉得现在新世代的台湾导演有一种没有负担的单纯与爆发力，题材也相当多元化。对于现在台湾电影百花齐放，国片票房卖座的盛况，魏导肯定电影圈在国片的努力，扭转过去大家对台湾电影是「无聊、看不懂、好艺术」的刻版印象，但台湾人目前仍以从事一场特别活动的心态进戏院看台湾电影，电影人应该设法让「观众看台湾电影像是去吃饭的一种日常生活习惯」。
谈到如何让两岸三地的华侨都到电影院欣赏「赛德克‧巴莱」，魏德圣略为激动地说：「就去看，去试着了解」。他指出历史的仇恨很多来自于对彼此的不了解，不论是两岸三地，都应该先接受彼此不同的想法，互相认识与接受，然后才能继续往下深入。「我希望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后，台湾人民需要做到对历史仇恨的化解。而海外或是对岸的华人，或是外国观众也好，我期待他们能够了解台湾的原住民文化、历史，因为这些都是台湾很珍贵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