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有言，夏日炎炎正好眠，言下之意是，夏天不是读书天。不过，美国人却喜欢提倡趁暑假读书，首屈一指的纽时书评版刚做了一个专题，请了12位作家谈他们最难忘的读书经验。

虽然12人中不乏名家，他们提到的书也不乏着名经典，但由于篇幅简短，难以让人了解有关经典的好处。不过细想之下，却发现，他们回忆的，全是10多岁时的读书经验，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人年轻时，全力追求成长，因此渴望从书中得到知识，又因为抱着一个求变和求成长的心，所以书才能读得进去。人长大后，求变的时期过去了，此时读书，反而因为心中充满定见成见，再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迅速地和大量地吸取知识。

从纽时的专题，笔者想到一些例子。

学问家牟宗三1932年在北大读大三时，第一次看到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只用了一个晚上，就读完这本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里程碑着作；这二天，他又看到熊十力本人，据他的自述，遇到熊十力是他一生中的大事，因为熊十力让他「开始嗅到学问与生命的意味」。

至于熊十力自己，1918年是他从革命事业转向读书治学的转捩点，因为有此转变，所以他才会于1920年到南京内学院学佛，并开始撰写「新唯识论」，被蔡元培发掘，邀他到北大教书。不过，他写「新唯识论」的灵感，应该得自早几年（1913和1914）的苦读，悟到佛学之「令人流于失守」。

史学家钱穆是另一例子。他18岁时读「孟子」，当时他已在小学教书，元旦那天，在学校里关起门来，读梁惠王上篇，下午再读下篇，如此坚持了七天，把孟子七篇读完。这次经验让他学到，读书不能跳读，须从头到尾全读通读。他又读「墨子」，发现文句难以连贯，于是逐句抄成字条，再将字条放在衣袋，随时拿出来揣摩。这个经验让他学到揣摩上下文意义连贯之法。

余英时是钱穆最着名的学生，1950年他读钱先生的「国史大纲」，想出摘抄书中精要的读书法，他将摘抄拿给钱先生看；钱先生对他说，摘抄的笔记本须留下半页空白，以便将来读到相关意见时，记在空页上，用来作比较。

余英时1955年去了哈佛读博士和教书，1973年转到耶鲁，1987年再转普林斯顿，那时史丹福也向他招手，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去史丹福，他说因为普大的图书馆更吸引。

生于1930年的余先生，去哈佛前，一直处于战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对在美受正规教育的最大感受是：图书馆里有无尽的书，包括遍寻不获的书，中国的和西方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找到比较中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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