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的访问
世界日报19日刊出的余英时访问,是一篇具有廓清思想之效的重要文章。当前的潮流,莫不认为中国崛起,但余先生说,中国不是真正崛起;当前的潮流,莫不说共产党强大,但余先生说,共产党不会永远存在。
余先生谈到不少问题,令笔者最感动的是:他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不会消失,而且会慢慢回来。
相信中国文化不会消失,绝对不是偶发的感受,应是数十年研究得出的结论。1950年代初,余先生已跟钱穆研读中国文化和历史典籍,1955年到哈佛继续学习;1960年代以后,在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执教,并从事中西文化研究,所以他对中国文化的信心,是有根据的,也是数十年学思的成果。
在「我走过的路」的回顾文章中,余先生说,1948年和1949年,他在北平初读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书,那时已经知道,中国文化必须现代化,必须吸收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具有理性成分,与西方文化并不排斥,因此是能够吸收民主自由等西方文化元素的。
那时他只19岁,但已决定,必须深入认识西方文化和历史,拿西方跟中国比较,藉此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特性,以及判定马克思主义的是非。余先生说,这个决定基本上确定了他日后数十年的学术方向。
那么,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什么?信仰的核心又是什么?余先生说,中国有些东西是生了根的,譬如祭祖、同乡会、温柔敦厚和人情味等。虽然这些只是举例,但足以见到中国文化的人性观(温柔敦厚)和社会观(祭祖、同乡会和人情味),对人生和社会作了基本指示,与事事讲斗争和控制思想的共产党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对中国文化有信仰,所以才会深信,中国文化不会在共产党统治下消失,所以才能深信,共产党不可能永远存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变革必会出现。
不少长期研究中西文化的人,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信心,余先生的老师钱穆,是其中之一。钱先生曾自言:「自念数十年固陋,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经乱离困阨,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垂老无以自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自问薄有一得,莫非宋明儒之所赐。」在这段回顾之中,个人的人生以及对社会的理想,都莫不寄託于中国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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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谈到不少问题,令笔者最感动的是:他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不会消失,而且会慢慢回来。
相信中国文化不会消失,绝对不是偶发的感受,应是数十年研究得出的结论。1950年代初,余先生已跟钱穆研读中国文化和历史典籍,1955年到哈佛继续学习;1960年代以后,在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执教,并从事中西文化研究,所以他对中国文化的信心,是有根据的,也是数十年学思的成果。
在「我走过的路」的回顾文章中,余先生说,1948年和1949年,他在北平初读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书,那时已经知道,中国文化必须现代化,必须吸收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具有理性成分,与西方文化并不排斥,因此是能够吸收民主自由等西方文化元素的。
那时他只19岁,但已决定,必须深入认识西方文化和历史,拿西方跟中国比较,藉此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特性,以及判定马克思主义的是非。余先生说,这个决定基本上确定了他日后数十年的学术方向。
那么,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什么?信仰的核心又是什么?余先生说,中国有些东西是生了根的,譬如祭祖、同乡会、温柔敦厚和人情味等。虽然这些只是举例,但足以见到中国文化的人性观(温柔敦厚)和社会观(祭祖、同乡会和人情味),对人生和社会作了基本指示,与事事讲斗争和控制思想的共产党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对中国文化有信仰,所以才会深信,中国文化不会在共产党统治下消失,所以才能深信,共产党不可能永远存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社会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变革必会出现。
不少长期研究中西文化的人,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信心,余先生的老师钱穆,是其中之一。钱先生曾自言:「自念数十年固陋,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经乱离困阨,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垂老无以自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自问薄有一得,莫非宋明儒之所赐。」在这段回顾之中,个人的人生以及对社会的理想,都莫不寄託于中国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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