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俊 少小离家 打过韩战
金山湾区数十万华人中，有高文俊之人生经历者，可能只有他一人。他是黄埔军校（陆军军官学校）第23期学员，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志愿军一员参加韩战（中国大陆称「抗美援朝」）。1954年1月23日（后来为纪念这一天，定为「123自由日）以反共义士身分，与1万4000名反共义士兄弟，先后搭船离开韩国回到中华民国。曾在台湾东吴大学修读法律。1972年赴美，经商17年，1991年退休后，一直是侨社义工，最近当选荣光联谊会理事长。年逾80而毫无老态，仍怀千里之志。
因为「少小离家」，竟再也未见到父母，成为人生永远的伤痛。
10年前，韩战爆发50周年之际，高文俊出版了400多页的回忆录「韩战忆往：浴血余生话人权」。转眼韩战发生60周年，他近日接受採访时说，写这本书，主要目的是反战。「战争没有赢家」，「没有在战场上见过那么多死尸，不会感觉到战争的可怕。」现在，多所名校的历史专业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常和高文俊联络，了解他的书，了解一位亲身历韩战老人的人生。
★闯关东 与父母永别
记者问：高先生，您真是一位传奇人物。府上是那里？怎么会考军校呢？
高文俊答：我是渖阳人，世代为农。老家在山东，闯关东的山东人，到我是第九代。过去东北人受日本人的气，从小就想从军。民国37年（1948年），我18岁，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到东北招生，我陪朋友去考，结果他没考上，我考上了。从渖阳坐火车到秦皇岛，从秦皇岛搭海轮到上海，再搭江轮到重庆，再坐大卡车到成都，路上一个多月。离家时，还清楚记得家父家母一直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到车站。那是8月的一个早晨。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了。
问：那是国共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在军校读书恐怕也不安宁吧？
答：民国38年秋季，国府又迁往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校本部成了蒋公的临时行营，这里比较安全。约在12月初，我们尚未查觉时，政府机关捨我们而去，本部一下子变得非常冷清。陆军官校在大陆的最后一任校长张耀明将军贪生，不管军校3000子弟兵，我们在无政府状态下过了两个多星期。直到有一天，原军校通讯兵副大队长姚某（中共同路人）带领约十名共军干部，到军校来作所谓的「宣慰工作」。
★上战场 历枪林弹雨
问：后来呢？
答：后来我们都被送去修成渝铁路，劳动改造。也要学习，就是洗脑。我一天要挑三个立方的土，挑着走100多米远，两肩都磨出老茧。那时我们知道韩战爆发了，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的。1950年10月，把我们送到部队，说我们已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加入人民的军队，没多久又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韩战。我被分配担任见习员，相当于班长，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第180师报到。
问：一旦上了战场，一定是你死我活，非常可怕？
答：我见过被飞机枪弹射死的兄弟，子弹由后背贯穿前胸，摇摇晃晃几下，不支倒地，说完那句「唉呀，我不行啦！」就嚥下最后一口气。这样白白送命的人，何止百万！
问：怎么成为联军的战俘？
答：那是1951年5月底的一个傍晚，股长对我们说，60军的三个师都处于不利状态。要我们就地解散，各自独立突围，寻求生路。他虽然没有说「全军陷入重围」，但我们心里都明白。从那个时候起，走向联军（联合国军）去找国军，成了我的既定目标。
走了几天，见到美军。他们看到我，感到惊讶，怎么这名「共匪」竟然窜到他们的第二线。不过他们看我孓然一身，且无寸铁，敌意马上消失了。
★沦战俘 如愿到台湾
问：从1951年5月向联军投诚，到1954年1月到台湾，将近三年，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
答：联军最初不把投诚者和战俘区别开来，也不分亲共和反共的俘虏。把大家统统关进又高又大的铁丝网里。他们不知道，不少中国战俘，曾是中华民国国军官兵，以及是被骗或被强迫参军的老百姓。他们不愿继续为共产党驱使，不愿与联军为敌。联军基于人道原则，维持将交战国的战俘，于停战后悉数遣返回去。但当时中韩战俘，还未到遣返时刻，便有很多人公开表示拒绝遣返，这对联合国和美国而言，是从未面对过的问题。就这样，任凭我们天天吵着要去台湾，他们充耳不闻，全然不理。
但我们坚决要去台湾，1952年4月8日，联军俘虏管理单位主动实施「四八大分家」，把亲共的和反共的战俘分开。不久，又把反共的战俘营，由巨济岛迁往济州岛，就是联军所谓的莫瑟普营。1953年9月8日，反共战俘又被送往被称为中立区的统营里，也称为和平村或印度村。
我们被关在印度村，是因为印度标榜中立。实际上，印度是明称中立暗中亲共。
我们在济州岛和统营里，中华民国政府多次派代表团来慰问。1953年7月，蒋总统也写信给我们，欢迎我们回到自由中国的台湾。
战俘营中有300多名不满15岁的小战俘。为了不白白糟蹋他们的金色年华，我给他们上课，也给他们补习笔顺和书法。看到他们努力用功，日有长进，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1954年1月11日，第四任联合国军统帅赫尔将军和夫人，应邀到台北作46小时友好访问，谷正纲先生向赫尔提出四项要求，赫尔表示完全答应，同时重申，「反共义士到1月23日零时，应予释放。」
★自由日 也是出生日
同月14日，遣俘委员会印籍主席齐玛亚中将，宣布较释俘日期限提前三天，即1月20日，把所有未遣返战俘，交还原拘留一方。
但是，未获得自由之前，兄弟们不敢掉以轻心，也没有应有的兴奋，反而担心是否会在最后一刻发生变故，担心印军和中共里应外合，把大家一举成擒。好在这些都没有发生。
我们从统营里到汉城，再到仁川上船。1月25日，第一批4698位兄弟抵达基隆。后来三天，共15艘船，全体1万4000余位兄弟，全部回到台湾。
1954年1月23日，后来国定「123自由日」。凡事都有巧合，我就是这天出生的，所以在感受上，便多了一层与众不同的喜乐。这一天我得到了自由，也在这一年先父与世长辞。这一不幸消息，直到1980年胞姐来美探亲告知，我才知道。
问：在台湾，您开始了新的生活？
答：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筹组了「反共义士海外访问团」，到世界上一些国家宣讲我们在韩国的事情。遴选了五位义士参加，我有幸选中。我们曾到美国的夏威夷、旧金山、洛杉矶、波特兰、西雅图、芝加哥、华府、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等城市，还去了日本、加拿大、古巴、西班牙、法国、义大利、希腊、土耳其等国。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我还记得，访问旧金山时，我们也访问了弗莱斯诺（Fresno）、莫德斯度（Modesto）、士德顿和沙加缅度。
★登银幕 为见证历史
1万4000战俘的事蹟，也在台湾拍成电影：「1万4000个证人」。为了体现电影源自真人真事，我和几位兄弟在电影中客串队长和大队长。电影在1958年1月23日，即我们获释四周年那一天首映。
后来我到东吴大学法律系上学，曾在「富伯平律师事务所」实习过一段时间，也陪友人出过一次庭。1972年我到美国，勉强进入法学院，但因为语言、财力都有限，知难而退。1974年太太也从台湾来美国，我们从此经商。1991退休。
问：您从经历的战争中，得到的最大启示是甚么？
答：战争的结果，多半是两败俱伤，没有真正的胜利者。韩战付出代价最大的，除了中国和美国外，就是南北韩人民了。估计南北韩军民伤亡人数就达200多万人，间接受害者更不计其数。我们每个人都要反对战争，热爱和平。中国也应该是富强、康乐、幸福美满的大国。中国人要爱自己的同胞，中国人不可再打中国人。
●高文俊小档案
1930年1月23日生于中国东北渖阳
194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23期
1949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
1950年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韩作战
1951年向联合国军投诚
1954年1月到台湾
1972年来美、经商
1991年退休
曾任黄埔校友会会长、中国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委员、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联盟委员。现任旧金山荣光联谊会理事长。
因为「少小离家」，竟再也未见到父母，成为人生永远的伤痛。
10年前，韩战爆发50周年之际，高文俊出版了400多页的回忆录「韩战忆往：浴血余生话人权」。转眼韩战发生60周年，他近日接受採访时说，写这本书，主要目的是反战。「战争没有赢家」，「没有在战场上见过那么多死尸，不会感觉到战争的可怕。」现在，多所名校的历史专业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常和高文俊联络，了解他的书，了解一位亲身历韩战老人的人生。
★闯关东 与父母永别
记者问：高先生，您真是一位传奇人物。府上是那里？怎么会考军校呢？
高文俊答：我是渖阳人，世代为农。老家在山东，闯关东的山东人，到我是第九代。过去东北人受日本人的气，从小就想从军。民国37年（1948年），我18岁，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到东北招生，我陪朋友去考，结果他没考上，我考上了。从渖阳坐火车到秦皇岛，从秦皇岛搭海轮到上海，再搭江轮到重庆，再坐大卡车到成都，路上一个多月。离家时，还清楚记得家父家母一直牵着我的手，把我送到车站。那是8月的一个早晨。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了。
问：那是国共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在军校读书恐怕也不安宁吧？
答：民国38年秋季，国府又迁往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校本部成了蒋公的临时行营，这里比较安全。约在12月初，我们尚未查觉时，政府机关捨我们而去，本部一下子变得非常冷清。陆军官校在大陆的最后一任校长张耀明将军贪生，不管军校3000子弟兵，我们在无政府状态下过了两个多星期。直到有一天，原军校通讯兵副大队长姚某（中共同路人）带领约十名共军干部，到军校来作所谓的「宣慰工作」。
★上战场 历枪林弹雨
问：后来呢？
答：后来我们都被送去修成渝铁路，劳动改造。也要学习，就是洗脑。我一天要挑三个立方的土，挑着走100多米远，两肩都磨出老茧。那时我们知道韩战爆发了，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的。1950年10月，把我们送到部队，说我们已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加入人民的军队，没多久又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韩战。我被分配担任见习员，相当于班长，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第180师报到。
问：一旦上了战场，一定是你死我活，非常可怕？
答：我见过被飞机枪弹射死的兄弟，子弹由后背贯穿前胸，摇摇晃晃几下，不支倒地，说完那句「唉呀，我不行啦！」就嚥下最后一口气。这样白白送命的人，何止百万！
问：怎么成为联军的战俘？
答：那是1951年5月底的一个傍晚，股长对我们说，60军的三个师都处于不利状态。要我们就地解散，各自独立突围，寻求生路。他虽然没有说「全军陷入重围」，但我们心里都明白。从那个时候起，走向联军（联合国军）去找国军，成了我的既定目标。
走了几天，见到美军。他们看到我，感到惊讶，怎么这名「共匪」竟然窜到他们的第二线。不过他们看我孓然一身，且无寸铁，敌意马上消失了。
★沦战俘 如愿到台湾
问：从1951年5月向联军投诚，到1954年1月到台湾，将近三年，这三年是怎么过来的？
答：联军最初不把投诚者和战俘区别开来，也不分亲共和反共的俘虏。把大家统统关进又高又大的铁丝网里。他们不知道，不少中国战俘，曾是中华民国国军官兵，以及是被骗或被强迫参军的老百姓。他们不愿继续为共产党驱使，不愿与联军为敌。联军基于人道原则，维持将交战国的战俘，于停战后悉数遣返回去。但当时中韩战俘，还未到遣返时刻，便有很多人公开表示拒绝遣返，这对联合国和美国而言，是从未面对过的问题。就这样，任凭我们天天吵着要去台湾，他们充耳不闻，全然不理。
但我们坚决要去台湾，1952年4月8日，联军俘虏管理单位主动实施「四八大分家」，把亲共的和反共的战俘分开。不久，又把反共的战俘营，由巨济岛迁往济州岛，就是联军所谓的莫瑟普营。1953年9月8日，反共战俘又被送往被称为中立区的统营里，也称为和平村或印度村。
我们被关在印度村，是因为印度标榜中立。实际上，印度是明称中立暗中亲共。
我们在济州岛和统营里，中华民国政府多次派代表团来慰问。1953年7月，蒋总统也写信给我们，欢迎我们回到自由中国的台湾。
战俘营中有300多名不满15岁的小战俘。为了不白白糟蹋他们的金色年华，我给他们上课，也给他们补习笔顺和书法。看到他们努力用功，日有长进，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1954年1月11日，第四任联合国军统帅赫尔将军和夫人，应邀到台北作46小时友好访问，谷正纲先生向赫尔提出四项要求，赫尔表示完全答应，同时重申，「反共义士到1月23日零时，应予释放。」
★自由日 也是出生日
同月14日，遣俘委员会印籍主席齐玛亚中将，宣布较释俘日期限提前三天，即1月20日，把所有未遣返战俘，交还原拘留一方。
但是，未获得自由之前，兄弟们不敢掉以轻心，也没有应有的兴奋，反而担心是否会在最后一刻发生变故，担心印军和中共里应外合，把大家一举成擒。好在这些都没有发生。
我们从统营里到汉城，再到仁川上船。1月25日，第一批4698位兄弟抵达基隆。后来三天，共15艘船，全体1万4000余位兄弟，全部回到台湾。
1954年1月23日，后来国定「123自由日」。凡事都有巧合，我就是这天出生的，所以在感受上，便多了一层与众不同的喜乐。这一天我得到了自由，也在这一年先父与世长辞。这一不幸消息，直到1980年胞姐来美探亲告知，我才知道。
问：在台湾，您开始了新的生活？
答：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筹组了「反共义士海外访问团」，到世界上一些国家宣讲我们在韩国的事情。遴选了五位义士参加，我有幸选中。我们曾到美国的夏威夷、旧金山、洛杉矶、波特兰、西雅图、芝加哥、华府、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等城市，还去了日本、加拿大、古巴、西班牙、法国、义大利、希腊、土耳其等国。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我还记得，访问旧金山时，我们也访问了弗莱斯诺（Fresno）、莫德斯度（Modesto）、士德顿和沙加缅度。
★登银幕 为见证历史
1万4000战俘的事蹟，也在台湾拍成电影：「1万4000个证人」。为了体现电影源自真人真事，我和几位兄弟在电影中客串队长和大队长。电影在1958年1月23日，即我们获释四周年那一天首映。
后来我到东吴大学法律系上学，曾在「富伯平律师事务所」实习过一段时间，也陪友人出过一次庭。1972年我到美国，勉强进入法学院，但因为语言、财力都有限，知难而退。1974年太太也从台湾来美国，我们从此经商。1991退休。
问：您从经历的战争中，得到的最大启示是甚么？
答：战争的结果，多半是两败俱伤，没有真正的胜利者。韩战付出代价最大的，除了中国和美国外，就是南北韩人民了。估计南北韩军民伤亡人数就达200多万人，间接受害者更不计其数。我们每个人都要反对战争，热爱和平。中国也应该是富强、康乐、幸福美满的大国。中国人要爱自己的同胞，中国人不可再打中国人。
●高文俊小档案
1930年1月23日生于中国东北渖阳
194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23期
1949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
1950年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韩作战
1951年向联合国军投诚
1954年1月到台湾
1972年来美、经商
1991年退休
曾任黄埔校友会会长、中国国民党驻美总支部委员、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联盟委员。现任旧金山荣光联谊会理事长。
